前不久上演的话剧《切·格瓦拉》在文艺界和思想界引起广泛争鸣。由此引发的一些深层次思考已远远超越了该剧本身。日前，该剧编剧黄纪苏先生，针对时下对《切》剧的一些质疑接受了记者采访，全面阐释了《切》剧的创作思想和他心目中的格瓦拉精神。
以下记者简称“记”，黄纪苏简称“黄”
记：请谈谈创作《格瓦拉》的初衷，另外，您认为格瓦拉精神的时代内涵是什么？
黄：急剧演进的社会历史，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。去年恰逢格瓦拉逝世39周年，又处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急剧动荡之中，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格瓦拉，把格瓦拉作为一个伟大论坛的索引，将社会贫富、公平与效率、人性与历史、国家与革命、全球化与人类未来重大问题展开论辩。我们把格瓦拉打造成一条大船，来承载我们的思想。整个戏剧格瓦拉是革命和正义的象征，我们遵循的是格瓦拉自身的性格逻辑。
有人说格瓦拉离现实太远了，我要说格瓦拉离我们其实很近。现实当中缺少一种格瓦拉精神，而缺少的正是我们最需要的。格瓦拉一生当中的三次出走，特别是第三次功成名就后再次成为一名普通战士，就是他对旧世界彻底否定、对正义理想社会不屈不挠追求精神的深刻写照。
记：对这部“主题先行”的史诗剧，有媒体打出“春风沉醉的京城夜，有人在叫卖红旗下的蛋”的质疑话语，这种观点，您如何评说？
黄：这是一种很情绪化的说法。言下之意是说：你们不过是兜售革命，把叫卖格瓦拉作为谋取名利的手段；你们不过是一些先锋戏子，不过是演戏。我对这种说法很同情。不少观众也在场上说，我在戏剧气氛中很受感动、很受震撼，我愿意在这种气氛中多呆一会儿。我出了门怎么办？我马上又回到了一个春风沉醉的世界里，又回到了一个风月无边的社会里。请你们说句老实话，你们自己说的话你们相信不相信？……实际上所有这些疑问都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：你们仅仅是一种戏剧行为，还是一种社会行为。一位东北来京看戏的学生就直言问我，“既然是一种宣传平等、理想的戏，为什么票还分三、六、九等呢？”我要解释的是，我们是在一个体制内运作，在一个大的体制内宣传一种理想。我们尽量做为一种社会行为，而不仅仅是演戏。为此，我们做了两件事。其一我们是集体创作，而不是搞剧本中心制、导演中心制，提倡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。其二所有主创人员，都是义务劳动，没拿任何报酬，把部分票款捐给贫困学生。另外，此次专设25元的学生票。这在一些大型剧场是没有的。我们希望一些年轻的观众来，因为他们是社会的未来。所以我们没有把格瓦拉当作一个时尚符号、一个消费符号。如果那样，我们也许会把格瓦拉的戏写得非常罗曼蒂克、非常迷人，我们着眼和提取的是格瓦拉的精神内涵。
记：目前对该剧的评论当中，有些观点相当尖锐，比如有人提出《切·格瓦拉》是“有话无剧的话语霸权”，对此，您持什么态度？
黄：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对话剧非常不了解，对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戏剧、特别是先锋戏剧发展不了解。实际上我们以前看到的一些戏剧都是从易卜生、肖伯纳那里继承下来的，属于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，是戏剧庞大家族中的一支。话剧还有另外一种，可以是无剧的，不要情节，不要矛盾冲突和人物。比如布莱希特和美国的一些辩论剧都是如此。所以说上述观点是非常拘泥和狭隘的。至于说“话语霸权”，也有人指出：人家愿意“风月无边”，何妨你们“风雷激荡”？这话没有错，是一种艺术民主。但其中也有认知和立场上的因素。我认为，文艺本身不光是为娱乐、取悦观众的，还有教化和启迪灵魂的作用。《切·格瓦拉》不是一部让人人都舒服的戏。它通过触击灵魂、强烈的舞台效果和与观众的交流，使观众对一些问题能重新思考。所以它是一个教化的戏，一个载道的戏，而不是一部给观众搓背、挠痒痒、捶腿的戏。
记：关于该剧的表现形式，赞成者认为简洁的艺术手法开创了音乐、话剧完美结合的形式，是一次创新和革命，反对者则说是在贩卖艺术，措词严厉的甚至认为是一种戏剧的虚伪垃圾，对此您作何解释？
黄：这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文艺观问题。我认为文艺是载道的，是表达思想的。形式上的追求精致固然重要，但永远是第二位的。《切》剧采用现在的形式出于两方面考虑。其一是这个剧是谈上下古今的，时空跨越大，如把要说的话隐藏在故事情节背后，以情节的推演来揭示主题，则不适于该剧思想观点的表述。所以我们采用一种辩证史诗剧的方法，以朗诵剧的形式，让舞台上的一些意象不断地在现实与历史之间跳来跳去，来传达我们的思想和观念。其二，有人认为这是广场剧，这是夸奖我们把事情说明白了，讲清楚了。以往二十年的戏剧，朦朦胧胧，不明不白，不伦不类，因为缺少思想，故只追求形式上的精致。比如说上次的一次实验戏剧，有人问创作者说你们到底要表达什么，回答说我们要表达“存在的存在”，问者只好不能再往下问了。这是在搞皇帝的新装那一套，我觉得这种话剧已走到了末路了。但是我们认为《切》剧选择了一种最适宜的形式。当然这种形式在戏剧美学里该怎么归类，是个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的问题，不妨留与大家去讨论。
